日本民俗学家柳田国男，以其深入游动性社会的研究而闻名，尤其在理解早期人类社会的交换模式与游动狩猎采集民的纯粹赠予之间，他的见解独树一帜。莫斯和萨林斯的理论虽各有侧重，但柳田认为，游动阶段的互酬原理尚未形成，而是在定居生活之后的产物。通过考察现代游动部落，我们发现它们的凝聚性更多依赖于共享和共食，而非世代间的互酬交换，这在定居社会中是不可想象的，因为游动限制了储蓄和阶级分化的发展。农业革命理论曾被质疑，因为游动狩猎采集社会可能遵循的是共享而非互酬的经济模式。尽管农业与定居的出现似乎与互酬相关，但狩猎采集文明的定居阶段已经发展出简单的农业和畜牧业，这些是自然演进的结果。定居生活本身推动了新石器文化的兴起，如绳文文化，即使没有明确的农耕也能维系。然而，柳田强调，游牧民与农耕民的互动并非简单的征服与被征服，而是通过交换形成了一种独特的“定居革命”，其中氏族社会试图抵制国家化，保留游牧生活方式的赠予与互惠系统。定居生活确实带来了互酬性，抑制了不平等，尽管弗洛伊德的理论存在争议，但其对互惠机制的洞察依然有价值。游牧学理论在最初被视作对权威的挑战，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它与全球化资本紧密关联，如金融资本对国家边界的侵蚀。柳田的视角则更侧重于游动性的本质，他区分了游牧民的不同类型，如可能存在的山人与与国家权力紧密相连的技艺游动民。柳田的研究路径从“山人”转向定居农民，这在一定程度上挑战了传统的游牧观念。他的研究在中国受到了鲁迅作品和学术讨论的影响，尤其是在其关于狼的论点中，他看到了山人信仰中的潜在意义。尽管早期的一些观点未能及时出版，但柳田的研究在经过40年后，借助《游动论》的完成，重新引起了关注。回国后，柳田论得到了文艺春秋波多野文平和丹羽健介的支持，他们的合作促成了《柳田国男论》的出版，为后人提供了深入探讨游动性社会的重要资源。总结柳田国男的研究，他不仅揭示了游动狩猎采集民的赠予与纯粹性，还为我们理解早期社会的交换与游动性提供了独特的视角。他的理论与实践，尽管在某些方面尚存争议，但无疑丰富了人类学和历史学的研究领域，留下了深远的影响。——柄谷行人2013年9月
